子美是杜恕、杜预的后裔，自谓世代奉儒，《进雕赋表》云:

自先君恕、预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矣。

其诗篇中屡屡称“儒”，不下三四十处，盖与其家学有关。

但杜诗中所谓“儒”，不尽指孔孟之道；如《送韦十六》“伤哉文儒士”，《送蔡希鲁》“壮士耻为儒”，《江汉》乾坤一腐儒”，《赠韦左丞丈》“儒冠多误身”等，是泛指书生文士；如《赠特进汝阳王》“学业醇儒富”，《八哀诗》称苏源明“学蔚醇儒姿”，《寄刘峡州四十韵》“家声同令闻，时论以儒称”等，若今所谓专家、学者（《寄刘峡州四十韵》下文有云“学并卢王敏，书偕褚薛能”可见）；如《将还江陵》的“卧疾淹为客，蒙恩早厕儒”，《送杨六判官使西蕃》的“儒衣山鸟怪，汉节使臣看”等则泛指士大夫；其明指孔孟之道的，只有《醉时歌》的“儒术于我何有哉？孔丘盗蹠俱尘埃”及《题衡山县文宣王庙呈陆宰》的“呜呼已十年，儒服弊于地”等数处而已。（《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》云：“鸾凤有铩翮，先儒有抱麟。”此不过用儒家故事，与《醉时歌》等又不同。）

老杜常把儒术与文章并提；如《又示宗武》“应须饱经术，已似爱文章”，犹是二事对举；至若《偶题》一首云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，本是论诗之作，而下文接云“法自儒家有，心从弱岁疲”，则合二者为一（这“儒家”也许只是如今所说“读书人”而已，但在宋儒却必不肯如杜这么说），此盖唐人见解；因为治经是两晋北朝以来北方士族的家学，而词章则是唐代高宗、武后以来的科举之业；利禄之途既开，两者从唐代起就交相为用（文人必须读经书，经生亦必须习辞章，才可以应科举）。并且当时明经、进士二科并重，经生、文士遂合为一体。我们看《旧唐书》卷一百八十八《儒学传》中所列诸人：陆德明、贾公彦等是经生，而欧阳询、李善却是文士；善附《曹宪传》，宪虽是音义家，而与善并称《文选》专家。这足见唐人对儒学与文学的看法，并可为前举杜诗合儒、文为一的解释。（《儒林传》中人为文学者，前史固多有，宋后分别乃严；以李善入儒林，宋人必不首肯。）

总之：唐人所谓“儒学”和杜诗所称的“儒”，不尽是指孔、孟之道，不能与宋代理学家所云相提并论。虽然杜诗中有浓厚的仁民爱物思想，近于儒家；但不可援据上面所引这些文句字面来作证。杜诗云云，足见当时学风文风，当时的学风文风也足以说明杜诗；但是若援据上引各句以之说杜甫儒家思想，那就不合真际了。杜甫四十一岁作《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》结云:

有儒愁饿死，早晚报平津。

旧注说“鲜于京兆”是鲜于仲通；仲通是由杨国忠引拔作京兆尹的，这年杨国忠作右相兼文部尚书，知杜所仰望汲引的平津侯，就是杨国忠。这里所说“愁饿死”之“儒”，亦只是书生文士的代称；如果说是自命学孔孟之道者，宋儒看见，岂不要“笑绝冠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