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生卒】：768—824 【介紹】： 唐河南河陽人，字退之，郡望昌黎，世稱韓昌黎。韓介弟。德宗貞元八年進士。幼孤，由嫂撫養。及長，盡通《六經》、百家學。工詩文，自成一家。經其指授，皆稱韓門弟子。董晉鎮宣武，辟為巡官。汴軍亂，依張建封，鯁言無所忌。調四門博士，遷監察御史。上疏極論宮市，德宗怒，貶陽山令。憲宗元和中，歷遷國子博士、中書舍人、刑部侍郎。帝遣使迎佛骨入禁，愈上表極諫，貶潮州刺史，改袁州。召拜國子祭酒，轉兵部侍郎，后以吏部侍郎為京兆尹。卒謚文，世又稱韓文公。有《昌黎先生集》。

【生卒】：768—824 字退之，排行二，河南河陽(今河南孟州)人，郡望昌黎，后人因稱“韓昌黎”。晚任吏部侍郎，謚“文”，后人又稱“韓吏部”、“韓文公”。韓愈幼孤，由兄嫂撫育成人。德宗貞元八年(792)登進士第，三上吏部試無成，乃任節度推官，其后任監察御史等職。貞元十九年，因言關中旱災，觸權臣怒，貶陽山令。貞元二十一年正月，順宗即位，王伾、王叔文執政，韓愈持反對態度。秋，憲宗即位，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。憲宗元和元年(806)，召拜國子博士。元和十二年從裴度討淮西吳元濟有功，升任刑部侍郎。元和十四年，上表諫憲宗迎佛骨，貶潮州刺史。次年穆宗即位，召拜國子祭酒。穆宗長慶二年(822)，以赴鎮州宣慰王廷湊軍有功，轉任吏部侍郎、京兆尹等職。長慶四年(824)十二月卒于長安。生平詳見皇甫湜《昌黎韓先生墓志銘》、李翱《韓公行狀》及新舊《唐書》本傳。年譜多家，以宋洪興祖《韓子年譜》為較完備。有今人徐敏霞輯呂大防諸家年譜之《韓愈年譜》，中華書局1991年出版。韓愈乃唐代著名思想家及作家，一生以恢宏儒道、排斥佛老為己任，與柳宗元共倡古文。宋蘇軾稱其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”(《潮州韓文公廟碑》)。韓愈之詩與孟郊齊名。韓詩中多有反映現實、抨擊時弊之作，如《豐陵行》、《華山女》等。又有詠懷述志及表現生活瑣事之作，如《秋懷》、《贈劉師服》等。內容較廣泛。當時元稹等人論詩揚杜抑李，韓愈則兼崇之。李白之奇情壯思，杜甫之千錘百煉，皆影響韓詩甚巨。韓詩風格雄奇壯偉，光怪陸離，《南山》、《陸渾山火》等大篇尤呈此貌，司空圖稱其“驅駕氣勢，若掀雷抉電，撐扶于天地之間”(《題柳柳州集后》)。然韓詩并不專以奇險見長，清趙翼云：“昌黎自有本色，乃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。”(《甌北詩話》卷三)其詩法之尤著稱于世者乃“以文為詩”，即以古文之章法句式為詩(如《山石》、《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》)，且多議論(如《薦士》、《謝自然詩》)，此于宋詩之散文化、議論化有極大影響。后人之褒貶大多著眼于此，如宋沈括貶韓詩為“押韻之文耳”，“終不是詩”(見惠洪《冷齋夜話》卷二)，金趙秉文則稱“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，然后古今之變盡矣”(《與李天英書》)。清葉燮論韓詩之歷史地位曰：“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。其力大，其思雄，崛起特為鼻祖。宋之蘇、梅、歐、蘇、王、黃，皆愈為之發其端，可謂極盛。”(《原詩》內篇)韓集通行者，有宋世綵堂本《昌黎先生集》，詩文合編。詩集注本有清顧嗣立《昌黎先生詩集注》、清方世舉《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》等，今人錢仲聯《韓昌黎詩系年集釋》尤能集前注之大成。研究資料有今人吳文治《韓愈資料匯編》，較完備。《全唐詩》存詩10卷，《全唐詩外編》及《全唐詩續拾》補詩12首。

韩愈（768-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阳（今河南孟州）人，郡望昌黎（今属河北）。贞元八年（792）登进士第。后连辟为宣武军董晋、徐泗张建封二幕节度推官。十八年，授四门博士，迁监察御史。因论事，贬阳山令。顺宗即位，移江陵府法曹参军。元和元年，召为国子博士。旋分教东都。为河南令，召为职方员外郎，复为国子博士分司。后历都官员外郎、比部郎中、史馆修撰、考功郎中知制语、中书舍人、太子右庶子等职。十二年为彰义军节度使裴度行军司马，淮西平，迁刑部侍郎。十四年，因上书谏迎佛骨获罪，贬潮州刺史。量移袁州。穆宗即位，征为国子祭酒。历兵部侍郎、京兆尹、吏部侍郎。卒，谥文。世称韩文公，又称韩昌黎、韩吏部。愈在古文、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上都有重大成就，对后世有巨大影响。门人李汉编其遗文为《韩愈集》四十卷。今有《昌黎先生集》四十卷并《外集》行世。《全唐诗》编诗十卷。

愈字退之。鄧州南陽人。貞元八年進士。憲宗朝累官刑部侍郎。貶潮州刺史。移袁州。徵為國子祭酒。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拜吏部侍郎。長慶四年卒。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尚書。諡曰文。

愚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，其驱驾气势，若掀雷抉电，奔腾于大地之间，物状奇变，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。

退之笔力，无施不可，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，故其诗曰“多情怀酒伴，馀事作诗人”也。然其资谈笑，助谐谑，叙人情，状物态，一寓于诗，而曲尽其妙。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，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。盖其得韵宽，则波澜横溢，泛入傍韵，乍还乍离，出入回合，殆不可拘以常格，如《此日足可惜》之类是也。得韵窄则不复傍出，而因难见巧，愈险愈奇，如《病中赠张十八》之类是也。余尝与圣俞论此，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，通衢广陌，纵横驰逐，惟意所之；至于水曲蚁封，疾徐中节，而不少蹉跌，乃天下之至工也。

柳子厚诗，在陶渊明下，韦苏州上；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，而温丽靖深不及也。

诗文各有体，韩以文为诗，杜以诗为文，故不工尔。

退之于诗本无解处，以才高而好尔。

退之诗豪健雄放，自成一家，世特恨其深婉不足。

沈存中、吕惠卿吉甫、正存正仲、李常公择，治平中在馆中夜谈诗。存中曰：“退之诗，押韵之文耳，里健美富贍，然终不是诗。”吉甫曰：“诗正当如是。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。”正仲是存中，公择足吉甫，于是四人者相交攻，久不决。……予尝熟味退之诗，真出自然，其用事深密，高出老杜之上。如《符读书城南》诗“少氏聚嬉戏，不殊同队鱼”，又“脑脂盖眼卧壮士，大招挂壁何由弯”，诗自然也。

韩退之诗，山立霆碎，自成一法，然臂之樊候冠佩，微露粗疏。

韩退之诗，爱憎相半。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，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。……退之诗大抵才气有馀，故能擒能纵，颠倒崛奇，无施不可。放之则如长江大河，澜翻汹涌，滚滚不穷；收之则藏形匿影，乍出乍没，姿态横生，变怪百出；可喜可愕，可畏可服也。苏黄门子由有云：唐人诗当推韩、杜，韩诗豪，杜诗雄，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韩之豪也。此论得之。诗文字画，大抵从胸臆中出。子美笃于忠义，深于经术，故其诗雄时正；李太白喜任侠，喜神仙，故其诗豪而逸；退之文章侍从，故其诗文有廊庙气。退之诗正可与太白为故，然二豪不并立，当屈退之第三。

今观昌黎之博大而文，鼓吹六经，搜罗百氏，其诗聘驾气势，崭绝崛强，若掀雷决电，千夫万骑，横骛别驱，汪洋大肆，而莫能止者。又《秋怀》数首及《暮行河堤上》等篇，风骨颇逮建安，但新声不类，此正中之变也。

钟云：唐文奇碎，而退之舂融，志在挽回。唐诗淹雅，而退之艰奥，意专出脱。诗文出一手，彼此犹不相袭，真持世特识也。至其乐府，讽刺寄托，深婉忠厚，真正风雅。读《猗兰》、《拘幽》等篇可见。

韩公挺负诗力，所少韵致，出处既掉运不灵，更以储才独富，故犯恶韵斗奇，不加栋择，遂致丛杂难观，得妙笔汰用，瑰宝自出。第以为类押韵之文者过。

唐人之诗，皆由于悟入，得于造诣。若退之五七言古，虽奇险豪纵，快心露骨，实自才力强大得之，固不假悟入，亦不假造诣也。然详而论之，五言最工，而七言稍逊。

退之五七言古，字句奇险，皆有所本，然引用妥帖，殊无扭捏牵率之态。其论孟郊诗云：“横空盘硬语，妥帖力排奡。”盖自况也。

退之五七言律，篇什甚少，入录者虽近中晚，而无怪僻之调；七言“三百六旬”一篇，则近宋人。排律咏物诸篇，偶对工巧，摹写细碎，尽失本相，兹并不录。

昌黎诗笔恢张时不遗贾岛、孟郊，故人皆山斗仰之。

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，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，其力大，其思雄，崛起特为鼻祖。宋之苏、梅、欧、苏、王、黄，皆愈为之发其端，可谓极盛，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、魏，大变盛唐，格格而不许，何异居蚯蚓之穴，习闻其长鸣，听洪钟之响而怪之，窃窃然议之也。

举韩愈之一篇一句，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，俯视一切，进则不能容于朝，退又不肯独善于野，疾恶甚严，爱才若渴，此韩愈之面目也。

杜甫之诗，独冠今古。此外上下千馀年，作者代有，惟韩愈、苏轼，其才力能与甫抗衡，鼎立为三。韩诗无一字犹人，如太华削成，不可攀跻。若俗儒论之，摘其杜撰，十且五六，辄摇唇鼓舌矣。

唐自李杜崛起，尽翻六朝窠臼，文章能事已尽，无可变化矣。昌黎生其后，乃尽废前人之法，而创为奇辟拙拗之语，遂开千古未有之面目。

昌黎豪杰自命，欲以学间才力跨越李、杜之上，然恢张处多，变化处少，力有涂而巧不足也。独四言大篇，如《元和圣德》、《平淮西碑》之类，义山所谓句奇语重、点窜涂改者，虽司马长卿亦当敛手。

善使才音当留其不尽，昌黎诗不免好尽。要之，意归于正，规模宏阔，骨格整顿，原本雅颂，而不规规于风人也。品为大家，谁曰不宜？

韩昌黎学力正大，俯视群蒙；匡君之心，一饭不忘；救时之念，一刻不懈；惟是疾恶太严，进不获用，而爱才若渴，退不独善，尝谓直接孔孟薪传，信不诬也。

韩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，惟李杜二公。顾李杜之前，未有李杜，故二公才气横恣，各开生面，遂独有千古。至昌黎时，李杜已在前，纵极力变化，终不能再辟一径。惟少陵奇险处，尚有可推扩，故一眼觑定，欲从此辟山开道，自成一家。此昌黎注意所在也。然奇险处亦自有得失。盖少陵才思所到，偶然得之；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，故时见斧凿痕迹。有心与无心，异也。其实昌黎自有本色，仍在“文从字顺”中，自然雄厚博大，不可捉摸，不专以奇险见长。恐昌黎亦不自知，后人平心读之自见。若徒以奇险求昌黎，转失之矣。

昌黎诗中律诗最少，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，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，盖才力雄厚，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。一束于格式声病，即难展其所长，故不肯多作。然五律中如《咏月》、《咏雪》诸诗，极体物之工，措词之雅；七律更无一不完善稳妥，与古诗之奇崛判若两手，则又极随物赋形、不拘一格之能事。

韩昌黎在唐之中叶，不屑趋时，独追踪李杜。今其诗五七言古，直逼少陵，余体亦皆硬笔屈盘，力大气雄，而用意一归于正，得雅颂之遗，有典诰之质，非同时柳子厚、刘梦得所能及，鼎足李杜，非过论也。

韩公当知其“如潮”处，非但义理层见叠出，其笔势涌出，读之拦不住，望之不可极，测之来去无端涯，不可穷，不可竭。当思其肠胃绕万象，精神驱五岳，奇崛战斗鬼神，而又无不文从字顺，各识其职，所谓“妥贴力排奡”也。

韩公诗，文体多，而造境造言，精神兀傲，气韵沈酣，笔势弛骤，波澜老成，意象旷达，句字奇警，独步千古，与元气侔。

韩公笔力强，造语奇，取境阔，蓄势远，用法变化而深严，横跨古今，奄有百家，但间有长语漫势，伤多成习气。

韩诗无一句犹人，又恢张处多，顿挫处多。韩诗虽纵横变化不逮李杜，而规摩堂庑，弥见阔大。

谓昌黎以文为诗者，此不知韩者也。谓昌黎无近文之诗者，此不知诗者也。《谢自然》、送灵惠，则《原道》之支澜；《荐孟郊》、《调张籍》，乃谭诗之标帜。以此属词，不如作论。世迷珠椟，俗駴骆驼。语以周情孔思之篇，翻同《折杨》、《皇荂》之笑。岂知排比铺陈，乃少陵之赋砆；联句效体，宁吏部之《韶濩》？以此而议其诗，亦将以谀墓而概其文乎？当知昌黎不特约六经以为文，亦直约风骚以成诗。

诗文一源。昌黎诗有正有奇，正者所谓“约六经之旨而成文”，奇者即所谓“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”。

昌黎诗陈言务去，故有倚天拔地之意。

昌黎七古出于《招隐士》，当于意思刻画、音节遒劲处求之。使第谓出于《桕梁》，犹未之尽。

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，然此但宜施之古体，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。是以言各有当也。

退之五古，横空硬语，妥帖排奡，开张处过于少陵，而变化不及。中唐以后，渐近薄弱，得退之而中兴。

韩孟联句，字字生造，为古来所未有，学者不可不穷其变。

七古盛唐以后，继少陵而霸者，唯有韩公。韩公七古，殊有雄强奇杰之气，微嫌少变化耳。

少陵七古，多用对偶；退之七古，多用单行。退之笔力雄劲，单行亦不嫌弱，终觉钤朿处太少。

少陵七古，间用比兴；退之则纯是赋。

其源出于陆士衡，而隳其体貌。盘空硬语，抉奥险词，雅音璆然，独造雄占。郊、岛、卢同，相与并作。五言长篇，嫌见排比之迹耳。

其诗格律严密，精于古韵。全集所载，《琴操》最佳。古诗硬语盘空，奇崛可喜，唯以才气自雄，排阖过甚，转觉为累，又善押强韵，故时伤于粗险。诗至汉魏以降，属文叙事，或取一端，以简为资，颇不尚奇。及盛唐诸人开拓意境，始为铺张，然亦略工点缀，未以此为能事也。至愈而务其极，虚实互用，类以文法为诗，反复驰骋，以多为胜，篇什过长，辞旨繁冗，或失之粗率。其律诗典雅，则仍大历之旧，较之古诗，而目全非矣。绝句以五言为胜，七言质实，故少风致，综其敝则务在必胜，故时有过火语。令人莫耐。《潼关》之作，格尤凡下。赵宋诗人，每宗师之，取法乎中，则斯下矣。